一场五线小城的家庭“战争”——疫情带给普通人的生活
前段时间我姥爷得了新冠，那段时间我超级紧张，各种平台都问，紧张到自己害怕失去，不过最后姥爷转阴，身体慢慢恢复，身体各项指标都慢慢正常，全家人放下心来。
今天看到百度热搜有一片文章，事关农村疫情，我也是农村出身，对有些人的麻木深有同感。
2022年的12月，见到听到太多老人去世，老人重病下有钱的子女依然不管不顾。。。。。
我们普通人在疫情下，尤其是老年人得了新冠后，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要做什么，
还是……..不做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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姥姥新冠重症后，我陷入五线小城的家庭「战争」
在病床上的姥娘。吕亚思摄
在去年12月的感染潮里，本文作者陷入一场跟家庭的“拉扯战”。姥娘（外婆，北方农村的叫法）抗原阳性前后，她从北京寄药、血氧仪、氧气机等等，试图干预姥娘的治疗。那一头是北方五线小城的家人，认为她在制造恐慌，诱导长辈，直接商量起来向她瞒住了姥娘的病情。
当姥娘血氧降到80，肺部CT出现问题后，她的家人才找到医院。此时，距离老人感染已经过去一周。这中间，作者在自己阳性第四天赶回老家。之后的二十多天，她在亲人的各种争吵里，反复打量姥娘，打量她的家人，近距离地感受到这场疫情风暴，究竟如何具体震荡一个家庭。
“他们定吧”
姥娘83岁，是个总用湿木梳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习惯沉默和抽烟，笑起来慈祥的老太太。大概二十天前，她感染了新冠，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一整天没吃没喝，两颊深陷，紧闭双眼，干枯的双手伸向空气胡乱挥舞。
她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透明面罩削减了她的音量。凑近了听，勉强能拼凑出“老天爷”“菩萨大人”“求求了”，以及一些难以分辨的词句。1月10日，住院半个月，她被第三次下了病危通知。
12月20日她测出抗原阳性，几天后，我匆忙买的制氧机送到了家。我妈在电话那头说，你不要再往家里买这些东西了，没用，光制造紧张气氛。声音听上去很疲惫，“我快撑不住了。”说完这句，她挂掉电话。
我妈是最早想让姥娘去医院做CT的。那时候我妈刚感染，反复发烧，乏力，主要是心里害怕。大舅走得早，这三十年，她一个不那么受重视的二女儿成了家里的老大。虽然伺候姥娘时间最久，但二舅和小舅是儿子，他们不表态，去医院这件事就做不成。这种观念，在这个北方家庭中约定俗成，没人质疑。
中间有一天，我妈反复提出，最终二舅和我爸才带姥娘去了家附近的医院做检查。两小时都没排上队，老人被冻得差点晕过去。到家的时候，看到姥娘鼻涕止不住，冻得直哆嗦，我妈心疼坏了。她打定主意，就在家，不折腾了。
他们也想过住院，可听说“医院里人乌央乌央的，每天都在死人”。最后，我妈和舅舅们达成共识——家里有什么药就吃什么药。姥娘有支气管炎，每年冬天都咳嗽，他们找出以前的止咳颗粒、感康、头孢。有些药过期了，我妈看了看不敢喂，两个舅舅说没事，才给姥娘吃进去。
我在北京工作，12月上旬同事朋友相继阳了之后，就开始担心姥娘。我花高价闪送抗原，在网上抢购药都困难的时候，看见陆续有人在返乡。我就反复在家族群里提醒，少去超市聚集，提前备药和抗原，也接连寄了这些回去。
可始终没什么人响应，他们都觉得，姥娘应该不会感染。12月中旬，小舅出现浑身疼痛等症状，还是去给姥娘送饭。在群视频里，我看到姥娘面部有水肿，嗓子沙哑。隔着手机，我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她的眼皮已经肿得几乎遮住了眼球，摆摆手说，“都好，不要惦记。”
那天，小舅后来发来消息：老人体温正常，不感冒，不咳嗽，就是腰疼，请家人们放心。我还是不放心，又让我爸去给姥娘测抗原。结果两次都是两道杠。我爸在群里说：娘咳嗽，有痰，不发热。我提醒了句，腰疼、咳嗽，都是前期症状，多关注她。
姥娘的抗原测试结果。吕亚思摄
当晚，我就接到小舅电话，说我看了你和你爸在群里的对话，你不要引导你爸。你姥娘没发烧，不可能是新冠。后来我再问姥娘病情，他们总回复：“今天比昨天好。”
那会儿，家里人已经相继感染。姥娘很多年甲状腺功能减退，食欲差，体重大概只有70斤。这几年，她腿疼、行动越来越慢，去年摔过两次，每天要有人给她送饭，家里人来人往。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
好几个晚上，我去社交平台搜索，有老人的家庭应该如何防范新冠，发现很多亲历者提醒，老人容易出现“沉默性缺氧”，需要准备血氧仪、制氧机等等。我赶紧去选购，很多店已经只有预售，换了三个平台问了五家店，才选到最快的一家，付款三天后到货。
姥娘抗原阳性四天后，表弟在群里发来一张图片，显示她的血氧80。我截了张关于血氧低于93就很危险的图，又发了哪些情况应及时就医的文章，家族群里还是没人接话。
我私下跟表哥表弟商量，必须送医院。我大舅走了以后，表哥上学、结婚，都是舅舅们和我妈C持的。这次，表哥觉得孙子辈去提是越俎代庖，不方便说。表弟和二舅的父子关系平时就紧张，他也不敢说。
我还是跟表哥争取，说可以骗二舅要给小侄女看病，顺便带姥娘拍个CT。然后我给家附近的医院打电话，问好后告诉二舅，都安排好了，务必去。二舅犹犹豫豫地答应了。
拍完，报告显示：心包积液，双肺感染。这家二甲医院的医生说，治不了，抓紧转院。姥娘又被送回了家。我问我妈，有没有再托三甲医院的医生看看片子？她回，“二舅他们说，以前咋吃药现在就咋样，不敢乱动。他们定吧。只要她不发烧，咱就都能接受。”
有天晚上，因为我爸还没症状，就去看护姥娘，在客厅几乎坐了整晚。我妈知道后把他大骂一通，说他脑袋不灵活，万一熬出事怎么办。他今年57岁，前年患高血压住过院。他气得直哭，跟我说，当年他是看着姥爷、大舅在医院走的，怕万一姥娘真有什么坏情况，没法交代。
到后来，他心理也不平衡，想着儿子们都不管事，我妈一个女儿指使着一个女婿，送饭，去医院，跑腿买药，跑前跑后。“你二舅也不想让姥娘持续吸氧，怕有了依赖症。”他偷偷告诉我，他们商量好，也别再告诉我病情，觉得现在去医院没用。
当时我感染第三天，烧到39度，听到这些感觉眼泪展示来都是烫的。更难过的是，觉得人跟人达成共识那么难，孙子辈，尤其一个外孙女，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发言权。
矛盾
被第三次下病危后，姥娘终于从心内科转入呼吸科。她胡言乱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医生怀疑患上脑炎，决定做腰部穿刺，要将一根尖细的针进入背部脊髓，提取脑部积液来做判断。
“我就一个考虑，怕老人受罪。”病房里，小舅沉着脸反对。陪护以来，关于姥娘的治疗，主要由两个舅舅、我和表哥商量决定——四家各出一人。我问他，如果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，你能保证不后悔吗？他双臂环在胸前，眼睛看向地面。
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发生分歧。
“见不得你姥娘痛苦的样子。”姥娘住院那晚之后，我妈再也不敢去医院。后来我提了一句是否考虑送姥娘去ICU，她反应很激烈，“绝不让你姥娘一个人去那个冰冷的世界！”
入院第二天，因为去给朋友父亲的葬礼帮忙，一天没露面的小舅晚上一身酒气地来到病房。看着姥娘戴呼吸机痛苦的样子，他几次要把面罩取下，“给她松快松快。”表哥和二舅赶忙制止——我们用了一天多时间，才让姥娘勉强适应呼吸机。医生说，这是在救她命，不能摘。
争论险些演变为争吵。小舅从凳子上腾地站起来，说，你们管吧，我不管了。表哥沉默了一会儿，从衣兜里掏出烟，起身出了病房。
在写着“禁止抽烟”的楼梯间，很多男性家属聚集在这里抽烟。凌晨了，这个角落空空荡荡，32岁的表哥靠在那儿擦眼泪。“我只想救我奶奶。”他说。我大舅，他爸，在他5岁的时候离世，这些年姥娘攒着退休金，一路供他读书、成家。有年，姥娘领着他回老家，从绿皮车的高台摔下，断了几根前胸的肋骨。
表哥说，下病危时，看到小舅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在想什么——“拉回家。”这些天在医院，我反感听到这些表达，“拉走了”——意味着人不行了；“回家吧”——表示家属放弃治疗。
一天中午在电梯口，一个中年男人一直叫，“妈，妈！”他摇晃躺在床上的人。“拉走了。”后来我从医生那里得知，那老人七十多岁，心脏不好，感染新冠，没住几天就走了。“每天都有。”医生说。
第二次下病危时，我游说我爸再去托一托医院里的朋友，咱再试试。那几天，小舅妈和我妈去给姥娘买了寿衣，说可以冲喜。小舅就说，实在不行，拉回家吧。
小舅是姥娘最小的孩子，从小最释骅。即便在病床上意识混乱，姥娘看到小舅时，还是会弯着眼睛说，“天下的爹娘爱小的，你说是不是。”每回拔针时，小舅也不忍心使劲按压姥娘的血管。我们想尝试给姥娘用俯卧位通气，他坚决拒绝，怕那种姿势让姥娘骨头受伤。
听说小舅年轻时欠了债，躲到农村，后来家人帮他还的钱。他现在快50岁了，喜欢喝酒，觉得以前不懂事，自己没办法。这些天，他也焦急，梦了很多次病床上的姥娘，“我没别的办法。如果真到那一步，你姥娘肯定想回到自己的家。”
做腰穿那天，姥娘意外地安静下来。麻醉针扎进她脊柱时，她喊了几声老天爷，然后就不再做声，眨着眼皮，眼睛黑洞洞的。过去的几十年，姥娘一直这样隐忍沉默。听到姥娘在病床上手舞足蹈、大声唱歌，我妈哭起来，“让她唱吧，让她唱，她太压抑了。”
她出生自农村的医生家庭，女孩子被要求不耐骣门，不能读书，只能在家纳鞋底，做活儿。上过几个月夜校，姥娘就作为随军家属到了临省小城，在洗衣膏厂做了十几年女工。姥爷当时工作忙，姥娘下了夜班，回家和泥打炭，照料四个孩子。
姥娘跟我说，她只跟姥爷红过一次脸。那次，她在床头做针贤娆吵到姥爷睡觉，姥爷爬起来骂了句脏话。姥娘跟他说，你可以打我，但不能侮辱我。后来，姥爷走了，没两年大舅患口癌也走了。大舅是最有出息的，可那时候才三十多岁，姥娘哭到掐人中才醒过来。她一个人把家撑下来，现在每个月提醒我妈去银行，帮她把退休金存进存折，为了后代能多领一年是一年。
在我的成长里，直系祖辈只有姥娘一个。我爸妈以前上班忙，常把我放在姥娘家。跟我妈不一样，她性格温和，总抿着嘴，弯着眼睛冲我们笑。学前班那年，我参加讲故事比赛，得了个倒数，全家人围着我不停地问。我快哭了，姥娘坐在圆桌另一边缓缓说，咱们不问了，孩子累了，冰箱里有饮料，去喝吧。
后来我去外地读大学。每次走之前，她都给我钱。年纪越大给的越多，她晃悠悠地站起来，从裤兜里掏一串钥匙，打开她屋里的立柜。从小我就觉得那个立柜特别神秘，一定是有重要事情，她才会打开。后来有一回，我贴在她身后往里瞅过几眼——原来里面就一些旧衣物，几张存折，破铁盒子，一些纸钞。当时她身子佝偻得只到我的鼻尖，取了钱转过身，每次说的话都差不多，“道儿上远，火车上买点吃的。”
这几年，我一离家，她就哭，隔着门说一句：“到了给家里来个电话。”可好几年前，家里的座机早就停了。她一直把我送到楼梯口，看着我离开。我们之前谈论过疫情，姥娘模糊地知道，外面在闹“传染病”，这三年她常提醒我，自己在外面多小心。
姥娘检测出核酸阳性，到住进本市仅有的两所三甲医院之一，过了整整七天。在过去的十多天里，我总在反复想：如果早点住院，如果早点服用特效药，如果转进呼吸科……她的病情会不会不至于如此？
查出双肺感染的那晚，二舅在回家路上跟表哥说：“不是我不想送，是你叔叔没路子，怕送不进去。”二舅是个老实的中年人，在单位里当了三十年普通职工，五十多岁了，有时跟同事打电话还会脸红结巴。
那一晚，我不断在网上问诊，挂了北京几家医院的号，又托朋友找医生咨询，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：老人血小板41，血氧80，不去医院的话，最多在家里挺一周。我把问诊截图全部发到群里，夜里，小舅终于决定托托关系。他辗转找到一位同事的老同学，对方在医院里有职务，给留了一张床。
隔绝的衰老
面对陌生的、有气直挺挺地吹进呼吸道的机器，姥娘很抗拒。透明面罩勒得她原本水肿的眼睛更加肿胀，每隔几分钟，她就伸手拽面罩，张圆了嘴叫，摘下来，给我摘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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